陈澧出生地

陈澧出生地：广州府番禺县。去世时间：1882年3月11日。主要作品：《秋夜即事·中秋一醉不嫌迟》《齐天乐·十八滩舟中夜雨》《题潘鸿轩茂才百花卷》《感旧·先师程侍郎》《赠于晦若·桂海奇才出》等。主要成就：形成“东塾学派”、朝旨赏给五品卿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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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陈澧的诗词 点此查看陈澧的详细内容

《感旧·先师程侍郎》、《齐天乐·十八滩舟中夜雨》、《题潘鸿轩茂才百花卷》、《秋夜即事·中秋一醉不嫌迟》、《赠于晦若·桂海奇才出》、《齐天乐十八滩舟中夜雨》。

二、历史评价

岭南文化的守护者 72年没有离开广州 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，除了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，没有外出任过官职。陈澧熟悉广州的人情风俗，了解广州的风云变化。这样，他的著作中对广州的论述就更具体，更生动，更实际。他在《荔湾话别图序》一文中，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荔枝湾的湖光水色、亭台楼阁的优美风景：“晨出永清门，乘紫洞艇，抵荔枝湾，泊海山仙馆，入门，步长廊，坐池上之堂。” 陈澧对广州方言和音韵也有深入的研究，所著的《广州音说》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。他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，因为“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，今之广音，实隋唐时中原之音。”他的早年著作《切韵考》，用双声、迭韵剖析了切韵法。把双声分为40类，其中清声21类，浊声19类；迭韵则以《广韵》的4声为准；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。梁启超称其为“绝作”。 陈澧在广州执教数十年，所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，“士人出其门者，率知束身修行，成就甚众。这些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他们留下的作品，对今天还有研究价值。其中《菊坡精舍全集》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广州的方物、古迹、人情风俗等内容的记叙。 多产的学问家 文理兼通的“四俊”之一 陈澧博学多才，对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数学、诗文、乐律、文字学、书法均有造诣，与卢同柏、桂文耀、杨荣绪被誉为“四俊”。 陈澧有一段话是谈精读书的总结：“自始自末读之，思之，整理之，贯串之，发明之，不得已而辩难之，万不得已而后排击之，唯求有益于身，有用于世，有功于古人，有裨于后人。” 陈澧先后向张维屏学诗、向侯康学史、向梁汉鹏学数学。25岁起他转到以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，迭出成果，声名遂著。广东巡抚郭嵩焘曾说：“到广东只有会晤过陈澧的，便不枉此行了。” 陈澧以9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《汉儒通义》。他集汉代义理之说，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；提出不能以训话(即汉学)和义理(即宋学)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；主张打破门户之见，互为补充，各取所长。他还考证出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，以丰富的史实写了《申范》一书为其平反，在史学中独树一帜。他研究了《水经注》，著《水经注西南诸水考》，纠正其在温水、浪水、若水、淹水、沫水、青衣水、叶榆水、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说误。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汉代“三统历”，著《三统术详说》。 《汉儒通义》快成书时，陈澧投入了《学思录》的著述。《学思录》略仿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形式，但更扩展为对经、史、子、文字学等作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。该书每章都作史料搜集、前人议论和自己考订、阐述、论辩，均能成为评传、史论或学术史是陈渔学术研究的崭新开拓。

三、人物历史

地理寻踪 除了文章，别无踪迹 陈澧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，古时候的学者都喜欢云游四海，广交朋友，但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，除了赴京赶考和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，没有离开广州半步。他所研究的学术也多和广州的风俗、地理、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“广州制造”的本土名人，在广州却找不到一丁点和他有关的历史记忆。 出生在北京南路西侧的木排头，这里曾有陈澧故居，但在的时候被火烧掉。 陈澧学习的地方就在西湖路，讲学的地方就在越秀山脚下。可按照地址一一找过去，所能见到的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、学校操场、内衣批发市场以及服装的专卖店。 1882年(光绪八年)，陈澧在广州病逝，享年72岁。遗体葬于广州大东门外大蟠龙冈。事后，陈澧的学生在菊坡精舍西边建起祠堂，专门纪念这位“诲人不倦”的老师，纪念他对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。 地理细节 极尽潇洒学海堂 陈澧学习育人的地方学海堂也在时期惨遭拆毁，但所幸还有一张老照片保存下来，依稀可以看到当时学堂的全貌。 这张老照片是广东省民族文化研究会的崔志民在一本六年出版的“中国风景画”影集上发现的。可以清晰看到依越秀山而建、南起百步梯东梯的一系列建筑物。据崔志民介绍，山上的建筑物主体依稀可见“堂为三楹，前为平台，瞻望狮洋景象，甚为雄阔”，与《学海堂志》里记载的“堂中远眺，海门可见，堂阶南出循西而下行”特征十分吻合。崔志民指出，照片上百步梯东梯一侧下方另外一系列的建筑物据推测为应元书院，对照《应元书院志略》上手绘的示意图，照片上学海堂与示意图上的位置也惊人地一致。崔志民认为，自己曾经多次实地考察，虽然“学海堂”的建筑物已经无迹可寻，但越秀山上百步梯西侧新建的凉亭、西侧凉亭之前的空地等几处平地的位置相当对称，有建设过大型建筑物的迹象。观音山老照片的发现，使他更加肯定自己的推测：“学海堂”的主体建筑位置在现在的“孙中山读书治事处”。 据史载，该学堂“其地梅花夹路，修竹绕廊。中建厅事三楹，后有小亭邃室，高依翠岫，平抱珠江，极潇洒之致。 专家评价 著作比雕塑更重要 陈澧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考试和学习，前半生先是学习后考试，考试失败之后又继续学习，经历比较简单，所以与他有关的故事、传说几乎没有，再加上他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，他的故居也没有被重视和保护，但他留下来的著作浩如烟海，这些精神财富远比一尊雕塑、几座房子流传得更久远。

四、理性对待西方科技

陈澧生活在晚清乱世，西学东渐，西人东进，鸦片战争，太平天国，陈澧饱受学术失守、战乱流离之苦。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，他并没有抱残守缺，固步自封，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。陈澧也是最早“睁开眼睛看世界”的一份子。 魏源《海国图志》问世不久，陈澧即作《书〈海国图志〉后呈张南山先生》，指呈其得失，与张维屏共同探讨。学者朱维铮认为：陈澧“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持批评态度的，也是最早对魏源《海国图志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”。他认为魏源著作中“最可议者莫如《议攻》篇‘以夷攻夷’之说也”，指出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夷情不明基础上，实行起来有害无益。 道光二十七年(1847)魏源来粤，陈澧与其相晤，详加探讨。陈澧曾回忆：“后数年，魏君来粤。余以此书所说质之。魏君大悦，遂定交焉，并屡改《海国图志》之书。其虚心受言，殊不可及也！” 陈澧虽然视钟表、呢绒、鼻烟等为祸国殃民的“奇巧玩物”，但他总体上并不排斥西方的科技，并不反对中国人出使西洋，学习西方文化，他还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中国。我们今天看来，陈澧的一些观点自相矛盾，滑稽可笑，但在当时他已算开明一派。 同治四年(1865)，陈澧应两广总督瑞麟、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，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。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，绘制成《广东图》20卷及资料详尽的《广东图说》90卷，这对了解省情、研究地域文化颇有益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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