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澧的作品

陈澧主要作品：《秋夜即事·中秋一醉不嫌迟》《齐天乐·十八滩舟中夜雨》《题潘鸿轩茂才百花卷》《感旧·先师程侍郎》《赠于晦若·桂海奇才出》等。出生地：广州府番禺县。去世时间：1882年3月11日。主要成就：形成“东塾学派”、朝旨赏给五品卿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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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陈澧的诗词 点此查看陈澧的详细内容

《感旧·先师程侍郎》、《齐天乐·十八滩舟中夜雨》、《题潘鸿轩茂才百花卷》、《秋夜即事·中秋一醉不嫌迟》、《赠于晦若·桂海奇才出》、《齐天乐十八滩舟中夜雨》。

二、生平

未能考取进士 陈澧祖籍江苏江宁(今南京)，在他的祖父时代，一家人迁移到广东，但由于父亲的广东户籍没有办好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后来通过捐钱买得一个知县。 1810年，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。7岁开始到私塾读书，学习论语、唐诗等。他自幼聪敏。9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诗作文。10岁父亲去世，始读家藏《通鉴》，“日课一卷，一年而毕”。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，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、粤秀书院、粤华书院和学海堂等处读书。学的大多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古文经典及词章训诂等著作。 1823年，14岁的陈澧开始走上漫长的科举考试的道路。17岁考取秀才，又继续考了几次乡试，到23岁的时候中了第18名举人。此后，从24岁起，陈澧多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，历经19年之久，耗费了他的不少精力，始终未能考取。 严谨的教育家从教数十载 陈澧从多年科举仕途的激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科举制的弊害，因此，他不再徘徊于科场，决定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。 陈澧在青年的时候当过家庭教师，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，他从中年时起便担任学海堂的学长。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，是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。陈澧青年时期曾在这里读书，参加过由阮元主持的考试，学业优秀，是学海堂的高才生。学海堂设学长多人，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才生担任，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，并编选师生所作文章，刊印成《学海堂集》。陈澧在31岁的时候被聘为学长，直到1867年，长达27年之久。 求学经历 澧幼聪慧，7岁始入塾从徐达夫先生读书，六年间读了“四书五经”和唐诗。9岁能为诗文，10岁父亲去世，少家贫。始读家藏《通鉴》，“日课一卷，一年而毕”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应童子试。六年（1826）考取县学生员。第二年恩科第一，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。时与顺德县卢同伯、南海县桂文耀、同邑杨荣绪有“四俊”之称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举优行贡生。十二年（1832）中举人。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（1833～1852）先后六应会试，均名落孙山。 澧少好为诗，及长，泛览群籍。凡小学、音韵、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算术、古文、骈体文、填词及篆、隶、真、行书，无不研究。杨荣绪劝澧说：“东坡所谓多好竟无成，不精安用伙，君子谓也。”“澧亦自念，如我所好，一一为之，虽寿如彭祖，不能毕其事，乃稍稍减损。惟读经史，日有课程。” 被聘为“学海堂”学长 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“学海堂”为专课生。时开设十三经、四史、文选、杜诗、韩文、朱子书等专书课程，每人专攻一书，进行句读、抄录、评校、著述等研究工作。“学海堂”同时设学长多人，负责指导诸生研究，并选录师生优秀文章，刊印《学海堂集》。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（1849年2月），大挑二等，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。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），到任两月，告病而归。咸丰六年（1856），他被挑选知县，到班不愿出仕，请京官职衔，得国子监学录。 撰成《汉儒通义》七卷 咸丰六年六月（1856年7月），撰成《汉儒通义》七卷。此书所录皆经部之书，史、子、集皆不录；所录皆汉儒之书，三国以后之书不录。他一贯主张汉学、宋学并重，不可偏废。他认为：“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，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，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。”⑤陈澧的学生胡锡燕读《汉儒通义》说：“先生早年读汉儒书，中年读宋儒书，实事求是，不取门户争胜之说，以为汉儒之书，固有宋儒之理，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，荟萃精要，以成一家之书。” 陈澧对声律学研究亦精，认为“乐”为六艺之一，欲知乐，必先通声律。于咸丰八年十月（1858年11月）撰成《声律通考》十卷，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。 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，将粤秀山西偏之“长春仙馆”改建为“菊坡精舍”（书院），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，澧辞再三，乃敬从。他仿《学海堂集》例，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《菊坡精舍集》。身为精舍山长，他教人不自立法，以经、史及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诗文教士，与诸生讲文艺，勉以笃行立品。 同治七至九年（1868～1870），廖廷相在“菊坡精舍”读书时，承命编辑先生文集，所录先生专著外之杂文220篇，依次编入《东塾集》六卷。卷一收论说；卷二收考、释、议、记、书后；卷三收序文；卷四收跋、书札；卷五收传、铭、碑志；卷六收碑志、墓表、哀词、祭文。其中碑志、传状之作，居三分之一。澧自言：“生平不欲为文章，然有为先人而作者，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，故过而存之。”“是集文字，自与《东塾读》互为表里，并行不废。” 读书习惯 陈澧平时读书，句句字字详细思绎，心有所得记于书上，心有所疑亦记于书上，以便质之。晚年寻求微言大义，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，而后解之，考之，论赞之。自经学外，及于九流诸子、西汉以后学术，著为《东塾读》。遵郑康成《六艺论》，以《孝经》为道之根源，六艺之总汇。认为经学之要，皆在《论语》中，以《论语》为五经之关键。好读《孟子》，以为孟轲所谓性善者，人性皆有善，而不纯守善，荀况、杨朱之辈均不知。读朱熹著述，认为清据之学，源出朱熹。又以为乾隆、嘉庆二朝考据之学盛行，犹有未备者，宜予补缀。支伟成将《东塾读》“隐比顾亭林之《日知录》沟通汉宋，一时学风为之丕变焉！” 《东塾读》 陈澧一生读书所得，荟萃于《东塾读》。自群经、小学、诸子、郑学、朱子类各为卷，惟论历代史事者，仅成三国、西汉两卷，其余有目无书，原拟撰二十五卷，实得十六卷。以涉及群经者为最详，所论皆各书宏纲大旨、要义精言，融会贯串，有本有末，凝聚了他的哲学、政治、历史等多方面的独到见解，对研究陈澧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三、理性对待西方科技

陈澧生活在晚清乱世，西学东渐，西人东进，鸦片战争，太平天国，陈澧饱受学术失守、战乱流离之苦。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，他并没有抱残守缺，固步自封，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。陈澧也是最早“睁开眼睛看世界”的一份子。 魏源《海国图志》问世不久，陈澧即作《书〈海国图志〉后呈张南山先生》，指呈其得失，与张维屏共同探讨。学者朱维铮认为：陈澧“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持批评态度的，也是最早对魏源《海国图志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”。他认为魏源著作中“最可议者莫如《议攻》篇‘以夷攻夷’之说也”，指出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夷情不明基础上，实行起来有害无益。 道光二十七年(1847)魏源来粤，陈澧与其相晤，详加探讨。陈澧曾回忆：“后数年，魏君来粤。余以此书所说质之。魏君大悦，遂定交焉，并屡改《海国图志》之书。其虚心受言，殊不可及也！” 陈澧虽然视钟表、呢绒、鼻烟等为祸国殃民的“奇巧玩物”，但他总体上并不排斥西方的科技，并不反对中国人出使西洋，学习西方文化，他还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中国。我们今天看来，陈澧的一些观点自相矛盾，滑稽可笑，但在当时他已算开明一派。 同治四年(1865)，陈澧应两广总督瑞麟、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，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。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，绘制成《广东图》20卷及资料详尽的《广东图说》90卷，这对了解省情、研究地域文化颇有益处。

四、藏书之家

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举人，官河源县训导，不久即辞去，归家讲学，于学无不贯通，凡历算、天文、地理、诗文、书法，均有研究，出任广州学海堂山长、主讲菊坡精舍十数年，博通经史，音韵、算学、诗词骈文等，与张维屏论诗，向侯康问经，人称东塾先生。其藏书称“四部略备”，且评点殆遍，多精辟之语。因藏有《资治通鉴》、《通鉴释文》、《辨误宋元通鉴》等书，将藏书楼名为“传鉴堂”，另有“东塾书楼”、“忆江南馆”等。去世后，藏书被贱卖，多为徐绍棨所得。1924年，广州政变，陈氏故居被焚，所有《东塾丛书》、《东塾读》、《东塾集》等藏板被毁。1984年，其孙陈公睦将剩余之书700余册和陈澧书法作品等捐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。藏书印有“东塾书楼”、“兰浦藏书”、“陈澧”等。著《东塾读》、《东塾类稿》、《说文声表》、《水经注提纲》、《东塾集》、《声律通考》、《切韵考》、《说文声表》、《汉儒通义》、《忆江南馆词》、《汉儒通义》、《汉志水道图说》、《水经注提纲》、《水经注西南诸水考》、《三统术详说》文集若干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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